乐鱼体育国际：中国到了提高贫困线的时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经对中国6个省的12个村作过一次贫困定性研究，其中表述：根据村民们的反映，贫困户应该不仅包括低保户，也应该包括用收入衡量的非低保户。因为，这些非低保户的收入并不能平衡其支出，最终不得不举债，或者从亲戚与朋友处寻求帮助。

  “相对于一直上升的收入和期望来讲，中国官方贫困线似乎定得过低。”近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的一份中国贫困评估报告中提出这一观点。

  这份以《从贫穷的地方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为题的报告体现了世界银行对中国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最新认识和判断，汇总了世界银行就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开展政策性评估的跨越数年的分析研究成果。该报告由世界银行独立完成，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支持。

  社会学研究所此前的分析展示，人们的期望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例如，与20世纪80年代的土坯房相比，村民在不断建造砖瓦房，且年轻的家庭越来越不愿意与其他人合住在一起。建造一所住房被当做准备结婚的先决条件，并且是农户的最大一项支出，不少家庭为此不得不负债累累。

  “尽管中国的扶贫成就巨大，但扶贫重任在许多方面还没完成，甚至在某些方面将变得更艰巨。”世界银行认为，包括政策和方法等诸多因素曾对过去的扶贫取得的成就作出了贡献，但也带来了结构性变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景观，而在此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挑战。

  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队为这一课题提供了数据支持。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在2004年开展了村级专题调查，调查覆盖了中国的3037个村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为这次贫困评估在2005年进行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其中涉及5个大城市和5个小城市。

  “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就不得不让人叹服。众多指标都表明，该领域的进展十分显著。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衡量，贫困率均大幅度下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戴高在开篇中写道，无论是按照官方贫困线还是国际标准，按照收入贫困或是消费贫困，按照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深度或严重性等一系列方法所测量的结果都表明，中国在过去25年中的贫困下降都是显而易见的。

  该报告指出，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已从1981年的65%下降到2007年的4%，同期有5亿多人摆脱贫困。最值得欢欣鼓舞的是，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及其总数均有大幅度下降。尽管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的测算与世界银行不一样，但双方都认为，在这一时间段，贫困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数量的测算结果都呈现出相似的持续下降的趋势。

  专家分析，除了持续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外，中国在2001到2006年间几乎取消了所有农村税费，农业补贴大幅度的提升。直接和间接的证据都表明，农业税收减免对贫困人口尤为有益，应该对减轻农村贫困和不均等起到了作用，并且可能是2003～2004年间减轻贫困最直接的因素。

  在研究人员对江西农村进行的实地调查中，村民们认为，在自己村中没有一户的人均收入会低于国家贫困线元，并从两个方面来为他们的看法提供佐证：一是当地政府给“五保户”每年人均800元的收入支持；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计算，一年至少需要900元才能满足基本需要支出。在四川省一个村庄的调查表明，至少需要1500元才能让当地村民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不能维持其日常生活需要，只得求助于社会救助。

  江苏省把年度人均637元作为绝对贫困线，但这个标准无法使隶属于江苏的Z村村民维持生存。在Z村，大多数耕地已经被工业化吞噬，而余下的土地由于水污染而无法种植。所以，村民们的蔬菜和粮食并不能从自己的耕地中获得，而需要从市场上购买。饮用水、电和其他日用品也是如此。村民们的日常消费支出与城市居民相似。这样，一个三口之家一年需要6000元才能维持生存。而当地对“五保户”的收入支持为一年人均3000元。Z村所属当地政府建立的最低生活标准（低保线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和其他省份的低保线。考虑到苏南的消费水平，低保线应处于绝对贫困线和基本需要贫困线之间。可是，村民们预期的贫困线却高于国家低保线。

  并且，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是，贫困人口是否储蓄，以及他们的储蓄动机是什么？

  脆弱性在贫困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实践中，即使对非贫困人口而言，一些家庭在将来的某个时点上也可能面临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只有有限的保障，有时甚至没有一点保障，难以应对收入冲击的打击。这些冲击有时是大范围的，如金融危机、SARS病毒的传播，以及2004年的海啸灾害等，这些都是影响东亚的大范围冲击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也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但最近的几项研究显示，即使没有这些严重的灾害，仍然会有相当多的人陷入和脱离贫困。这反映出居民家庭面临着无数更局部化、更异质性的冲击，这些冲击包括家庭主要收入者的疾病和失业、农作物产量的不确定性、不利的商品的价值变化以及地区性的自然灾害等。因此，在任何一个给定时点上，除了那些被观察到的贫困人口之外，可能还有很多人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即容易陷入贫困。

  因此，报告的撰写者们指出，中国的扶贫工作将变得更困难。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的结构转型，这样的一个过程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应予关注的领域。例如，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由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家庭用于健康和教育的支出持续不断的增加；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打破铁饭碗导致失业增加、劳动参与率下降，而私营部门就业增加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渐非正规化；大量农村流动人口流向城市，出现城市下层阶级等问题，对扶贫政策来讲，都意味着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考虑采用一个更高的、同时适用于衡量城乡贫困的标准。”世行建议。

  目前，官方的贫困线年农村价格计算为年均每人785元（按照1993年购买力平价为每天71美分，按新的2005年购买力平价为每天57美分，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为31美分），无论是按照国际标准（实际上这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还是相对于平均收入和对提高收入的期望而言，甚至是从目前满足基本食物和别的需要所需的最低支出这一客观标准来看，这一贫困线都显得过低了。

  世行指出，提高贫困线虽然仅仅是实现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扶贫战略的第一步，但却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它能使政策关注正确的目标群体，更适应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新的贫困线不仅应该作为衡量和监测国家贫困现象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应该把它作为基准来制定一套统一的可操作的方法，使扶贫和社会保障规划能瞄准城乡贫困人口。

  对中国而言，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幅度及其上升的速度。另外，很多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低于收入水平，原因可能主要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保证在自身收入可能有所波动的情况下，消费能够保持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水平。这都表明从消费角度来衡量贫困更为合理。

  世行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贫困挑战将主要是应对暂时贫困问题。一个相比来说较高的暂时贫困比例意味着，社会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降低风险和加强风险管理战略上。